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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政协委员抵沪履职 聚焦经济“复苏”共同发展******

　　中新网上海1月10日电(记者 范宇斌)“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我第一站就是到内地，到上海参会履职。”上海市政协委员、新龙基投资集团总裁李可庄10日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再次从香港回到上海，让他感到有点兴奋。

　　1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开幕。香港、澳门与内地8日恢复首阶段免检疫“通关”后，不少在港澳地区工作生活的上海市政协委员在获悉政策调整后，第一时间抵沪赴会。

　　“今年终于有机会来到上海，与其他政协委员面对面进行履职交流。”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澳门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马志远告诉中新网记者，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他只能“云履职”。“今年我重点关注‘通关’以后，如何促进沪澳交流，尤其是推进两地金融、科技、旅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我将和在澳门的政协委员一起发挥联通国际的优势以及各自专业所长，助力沪澳经济社会发展。”马志远表示，今年他将留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尽己所能，搭建澳门与内地的交流渠道。

　　来自香港的李可庄从事金融投资业务，在他2023年的行程计划表上，上海是至关重要的一站。他表示，“三年后再次抵达上海，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上海从疫情中恢复的蓬勃朝气，以及上海人的冲劲、拼劲、干劲都没变，大家的精神面貌和心态都很好，这让我对上海发展更有信心了。”

　　李可庄说，今年他更关注上海未来经济发展的突破点、增长点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借助这次参会履职的机会，我将开展更多的实地探访、考察调研，了解经济发展和民生领域问题，助力上海经济社会活力进一步释放。”

　　今年，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又多了一些“新面孔”，他们怀揣更大的期盼，和“老委员”一道站在新起点，积极建言献策。

　　上海市政协委员、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私人银行中心总经理徐志道特别关注沪港两地金融合作。他告诉中新网记者，香港、上海都是金融中心，两地各有优势，应该发挥出“1+1＞2”的效果。“上海是科创中心，香港是创科中心，香港在与国际接轨、科技与政策结合等方面经验或将助力上海发展。”

　　“作为一名‘新委员’，我希望提出有分量、接地气的提案。”徐志道说，“疫情也给了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在经济上如何去融合。沪港合作在恢复‘通关’后，两地银行之间的交流合作将更为紧密，在金融政策、自由基金的互联互通以及银行系统互通上，可以更进一步展开合作，从而让两地居民在自由流动上更便利，也有利于作出适合的投资安排。”

　　上海市政协委员、商汤科技董事长兼CEO徐立也是一名“新委员”，“首次参加上海市两会，我感受到上海对科技创新的重视，而我更多关注人才、核心技术、创新链上下游协作和协同发展等方面议题。”徐立告诉中新网记者，“当前，内外部环境面临诸多考验，更要积极推动双向交流，一方面把人才送出去，接轨最前沿的科技发展，另一方面要‘筑巢引凤’把人才引进来。只有长期保持人才的双向流动，才能在未来竞争中成为人才高地。”

　　对此，在沪港两地人才交流、基础科研交流方面，徐立认为，“两地各有所长，香港高校科研资源非常，新兴专业顶尖人才荟萃，而上海既有人才，又有大市场，增进双向流动显得非常重要，要促进沪港两地人才平台交流和人才交流。同时也要产教联动、合作培养更多青年人才。”

　　带着思考与期盼，来自港澳地区的上海市政协委员们将在履职过程中，建真言、谋良策，为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共同发展搭建更多沟通桥梁、凝聚更多发展共识。(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