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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意大利航天员引用的《兰亭集序》，竟有这么多故事！******
中新网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 王诗尧)“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中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所著《兰亭集序》中一句描绘宇宙景观的古文，近日出现在意大利女航天员萨曼萨·克里斯托福雷蒂的社交媒体上，她在发布一组太空摄影作品时配上了上述文字。
没想到这篇帖文一经发布便受到国内外网友热议，并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跨越千年，《兰亭集序》的影响力丝毫未减，再度成为时下文化热点。
这位意大利女航天员此前接受采访的视频截图“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是晋代书法家王羲之在会稽(今绍兴)撰写，全文28行，共计324字，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会稽内史王羲之邀约谢安、孙绰等41名文人雅士和家族子弟相聚山阴之兰亭，大家一起饮酒赋诗、畅叙幽情。会上26人赋诗41首，并聚诗成集，为《兰亭集》，王羲之乘兴为他们书写序文手稿，曰《兰亭集序》。
资料图为唐·冯承素(传)摹兰亭序帖卷。向一鹏 摄据说次日王羲之酒醒之后发现自己写得甚好，只是有几个字不满意，又复书序文十余遍，始终不得其妙。于是他涂改了几字，留下这篇被历代书界奉为极品的《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全文没有一个字写法相同，仅一个“之”字就有二十余种写法。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曾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为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资料图：位于绍兴的兰亭书法博物馆 项菁 摄真迹下落不明 曾被唐太宗重金悬赏
然而，就是这件被誉为“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书法极品，真迹至今下落不明，流传作品皆为临摹之作。
其实，王羲之成为千古留名的“书圣”，与历代帝王对他的推崇离不开关系。而他的头号粉丝，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唐代《徐氏法书记》记载：“太宗於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彼时刚当上皇帝的唐太宗，就已经急不可待地筹划要把王羲之的全部作品买回来，可是最为著名的《兰亭集序》却怎么都找不到，于是命人到处搜集，并重金悬赏。
资料图：王羲之墓 项菁 摄早在《兰亭集序》写成之后，王羲之就把它视作传家宝，坚持不肯卖给别人，并命令子孙将其代代相传。令人惋惜的是，《兰亭集序》传到第七代的时候，王家的世孙智永出家为僧，没有后代，最后只好将《兰亭集序》的真迹传给了他的弟子辩才。
唐太宗获悉《兰亭集序》在辨才和尚手里，就命令监察御史萧翼去“智取”。萧翼到寺庙以后，和辩才和尚谈天论地，二人十分投机。辩才以为遇上知音，有一天“碰巧”谈论到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时，他难掩激动之情就把藏于屋梁洞内的真迹拿了出来，萧翼趁其不备偷走了它，转呈给唐太宗。
曾被众多名家临摹仿写入选教材背诵推荐篇目
据史料记载，唐太宗死后，根据他的遗愿，《兰亭集序》也随他一起下葬。不过，对于《兰亭集序》的真实下落史学界仍说法不一，千百年来谁也不知道它最终去向何方。
现在人们可以欣赏到的《兰亭集序》，都是唐代以后的摹本，其中“神龙本”《兰亭集序》是最著名的版本之一。该版本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而得名，学界一度认为是唐代书法家冯承素临摹，也有人认为是褚遂良所摹，一直争议不断。
宋拓神龙兰亭序。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古往今来，《兰亭集序》曾被众多名家临摹、仿写，故宫博物院就有数十个版本的藏品，供世人参观、欣赏。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兰亭集序》入选为“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相信许多人的学生时代都背诵过这篇旷世杰作。
面对浩瀚宇宙与时间长河时，人类或许只是渺小的一粒尘埃。但优秀文化的魅力却可以跨越时空限制，让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人，从中感受到属于自己的思想脉动。(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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